追求一种从富到贵的生活

当“富贵”尚处在人们所羡慕的理想阶段时，这两个字是不分的，它们几乎就是一回事；但当人们过上了充足甚而优裕的生活时，“富贵”二字便产生了分化，有些人因自满而止步于“富”的状态，另有些人则会继续追求“贵”的境界。

旧时天津，素有“北门富，东门贵，南门贫，西门贱”的老话；在北京，过去民间也一直流传着“东城富，西城贵”的说法。天津的北门和东门，北京的东城和西城，无疑都是好地方，但就是好地方，也要以“富”与“贵”二字来加以分别。在这些俗语中，没有明确说出“富”与“贵”两种生活孰高孰低，但其中的微妙含义值得我们细品。

最近看了几篇文章，其中谈道：我们现在富了，但却没有“贵”，大家过的是一种富而不贵的生活。如果从提升人的精神品位和心灵境界，追求生命存在品质的纯粹、崇高和光辉，增进社会精神文明的角度看，作者的感叹不无道理。这些年，我们不是常常嘲讽那些腰缠万贯却毫无道义的人，即富而不贵者，说他们“穷得只剩下钱了”吗？

我们所追求的“贵”，应该是“高贵”。这样的“贵”，既不等同于“富”，也不等同于“权贵”。这样的“贵”，既不是养尊处优、纸醉金迷，也不是高人一头、颐指气使。宋代欧阳修《归田录》记载：“钱思公（惟演）生长富贵，而性俭约。闺门用度，为法甚谨。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……”这些事是作者亲眼所见，遂给予高度评价，“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”。这里的“纯德”，只有富而且贵的人才能具备。民国时期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大老板的女儿要用钢笔，到永安公司柜台要花钱去买，哪个售货员不收老板小姐的钱，自己吃不消之外，小姐也要受责罚。这样的店规和门风，也是暴发户、土大款们难以想象的。

前不久，纽约接连发生华裔老太太练习腰鼓、华人在沿街阳台花园晾晒内衣裤，被警察铐住或劝阻事件。当事人所遭遇的行为习惯乃至生活方式的尴尬，在国外还引发了社区波澜和舆论围观。两件事都与华人相关，清晰可见国内类似做法的影子。当腰鼓队抒发情感、晾晒者拿卫生作理由时，在当地居民眼中却成为不能忍受的“行为艺术”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，尊重公众场合，尊重社区精神，就是尊重当地的游戏规则；尊重社区精神，就是利他的道德自觉；尊重游戏规则，就是接轨现代的法治精神。“如果不这样，你的出现，虽然让老外看到你的钱，却很难看到你的好。”可见，你的“钱”，也许对你自己更重要；而你的“好”，除了对你自己重要以外，对他人也很重要。这点看似颇小的事理，亦可以为追求富而贵的生活作一种诠释。

想让这个社会的人们过上一种富而贵的生活，就必须关注普通国民的精神生活，特别是鲜明反映社会精神指向的文学生活。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最近撰文指出，看我们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，当然也还有理论研究，大都是在作家作品——批评家、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儿，很少关注这个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。他举例说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研究评论他的文章、专著不少，或探讨其作品特色，或评说其创作的渊源影响，或论证其文学史地位，等等，大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生的各种论述，极少有人超越这种“内循环”，去关注普通读者是如何阅读与“消费”莫言，以及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学生活中构成了怎样的影响。忽略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，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来说，肯定是不全面的。其实，所谓“理想读者”是普通的读者，并非专业评论家。在许多情况下，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，还应当是普通读者。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，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。就此，我真想问一下：莫言获诺奖一年来，普通读者对他的作品究竟如何评价？莫言获诺奖这样的大事，究竟对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产生了怎样的改善或改变？

国家在开放，世界在开放，人们的精神疆界也应同步拓展，不断攀援新的高点，否则，极易形成财富与文明的“两张皮”。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诗人品达就说：“我不想生活得更多，只想生活得更充分。”他所说的“充分”，按今人的解读，就是人精神上的一种自我圆满，是对生命品质的净化和对生活质量的晋升，是对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的穷尽。如果只看到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，而忽视人们精神世界的升华，那么无论任何社会形态，都会世风日下，都会形成富人不仁、穷人不义的乱象，都会产生正义迷失、道德沦丧的悲剧。

读过几本书，看过几十年世相，我有一个粗浅的感受：当“富贵”尚处在人们所羡慕的理想阶段时，这两个字是不分的，它们几乎就是一回事；但当人们过上了充足甚而优裕的生活时，“富贵”二字便产生了分化，有些人因自满而止步于“富”的状态，另有些人则会继续追求“贵”的境界。

如果这些追求“贵”的境界的人，能够高举尊严和责任的旗帜，善引社会风尚，增进文明教养，强化自信意识，提升道德水平，那么把他们称为“贵族”，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尊敬，我看也是完全应该和十分必要的。（罗文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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