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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到一生的500张毕业证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9:04:56 阅读: 来源:三角阀厂家

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旅程之一:从日军轰炸上海的漫天炮火逃出,它们辗转来到风景宜人的庐山牯岭镇,不久又被战火迫着逃到赤水,直至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。

它们是500张大学毕业证书,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颁发。最早的一份是1926年,最晚的一份是1951年。

这趟旅程可能永远没有终点。因为种种原因,这些毕业证书无人领取,它们被摞在一起,以牛皮纸包裹着,捆上了绳子,尘封在华东师大的档案柜里,一放就是七八十年。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目前确认身份的5名毕业证主人,只有一人还活着,也已经因中风而偏瘫。

偶尔有人走进展厅,看看这些照片和文字,“感受到历史的厚重”

9月20日早上9点,华东师范大学校史馆的红漆木门半开半掩。13块展板放满了整个前厅。这里正在展出主题为“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”的展览。

“为了纪念‘九·一八’事变83周年,校方让我们寻找抗战时期,大夏和光华两所学校的旧文档。没想到,发现了这些毕业证书。”汤涛站在3号展板前面,展板上是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时,光华大学主建筑被日军轰炸前后的对比照片。

门口的石桌前,有学生坐着看书。偶尔有人走进展厅,看看这些照片和文字,“感受到历史的厚重”。

进门右手边第一块展板上,印着一张1938年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。它属于一位名叫贾九龄的学子。有关他的一切,如今只能从这张纸上解读。

他是江西高安县人,专业是土木工程。当时26岁的年轻人有一张端正的国字脸,微胖。证书左下角的照片里,他抿着嘴,眼睛发亮,穿戴着学士服和学士帽,微侧着身子。

“那个年代流行侧身证件照。”汤馆长解释,“为了显得轮廓立体。”

即便已经过去了76年,这张毕业证依然崭新,没有发黄的印记。一张一尺见方的白色硬纸板,约莫有指甲盖厚,印刷精致的蓝色条纹框子里,是竖排繁体的文字。毕业证最上方,印着当时国民政府的标记。

“文字都是印刷的,但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手写的毛笔字。”华东师大档案馆保管利用室副主任吴李国,帮忙按住了因卷着放置而卷边的证书。左下角,落款校长“王伯羣”。

1937年到1938年的这个学年,是贾九龄在大夏大学的最后一学年。不过,9月份的开学因淞沪会战爆发而推迟。当日军开始轰炸上海,炸弹扔进了大夏校园,几处宿舍和教学楼被炸成了瓦砾堆。延缓开学的通知贴出去半个月之后,王伯群校长决定,将学校迁往庐山牯岭镇。

一批资料档案——也包括一部分毕业证书——就这样用防水的油布包了起来,放入木箱中,搬上了西行的大船。当时副校长欧元怀在回忆文章中写着,“水路运输,比较畅通”。这些文档和仪器坐着船直抵九江,随后由人力转运至庐山牯岭镇,搬进了校方在当地租赁的办公楼里。

9月的牯岭镇,傍晚时常会起雾。庐山的景色很美,但师生们恐怕不会有心情赏花。硝烟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溯流而上,打破暂时的宁静。

当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,用欧元怀的话说,庐山上的师生们“被逼下山”了。1937年年底,大夏大学迁往贵阳。第二年4月,春季学期开学,原本的800多名学生,只剩下不到500人。

7月的毕业典礼上,贾九龄的毕业证书没有被领走。

据汤馆长推测,这些毕业证书没有被领取的原因很复杂。有些学生为了躲避战乱,或辍学、逃难,还有些决定投笔从戎,参军抗日。有许多学生北上延安,加入了共产党。例如,光华大学理学院数理系二年级学生汪道涵,于1937年放弃学业,率全家及亲友28人投奔延安,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等等。

还有一批证书,是因战乱中无法及时送到当时的教育部盖章,错失了交付到学生手中的时机。

“毕竟当时的政府也朝不保夕,迁移逃难。”汤馆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

离世前,杜星垣或许没有料到,属于他的那张毕业证书,没有毁于战火

半个多世纪过去,胡和生终于有机会,拿到那张原该属于自己的毕业证书。

1950年在这里上学时,她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少女,留在毕业证照片上的,是一张圆圆的笑脸,烫着扣边的齐肩发,笑得眼睛弯弯的。

“500张毕成都治疗银屑病的医院业证里,只有5个人确认了身份,因为他们都是成了名,一查就查到了。”汤馆长埋头翻着名单,“刘思职、胡和生、李瑞麟、杜星垣、程法正。现在只有胡和生还在世。”其中,刘思职、胡和生和李瑞麟都是中科院院士,杜星垣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、国务院原秘书长,程法正则是胡适的外甥。

今年86岁的胡和生出任过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,当过第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,更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数学院士。

“当时,数学系、物理系及土木工程系转到同济,所以就没有领到大夏大学毕业证。”胡和生通过秘书,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转述。她仍然梳着扣边的齐肩发,鼻梁上多了一副圆框眼镜。

她清晰记得,苏州河的支流从大夏大学的校园里流过,河面上飘着荷叶,“宁静而生机盎然”。她所在的数学系有“一所平房,几个房间”,幸好学生人数不多,“设备用起来倒也还宽敞”。她最喜欢“一个面积很大 长长的大厅”,大半部分是实验室,小半部分是教室。在大夏大学的3年多,胡和生始终在这里上课、做实验、参加课外活动。

还没等这位未来的数学家领到毕业证书,1950年2月,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大夏大学的数理院系被转到同济大学。而毕业证需要上级机关验应后才能颁发,胡和生没有领到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。两年后,在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址上,原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,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,由大夏移交给华师大的校舍,共计建筑面积17606平方米。

当时,大夏的校长是欧元怀。原先的王伯群校长,还没有等到抗日战争胜利,便“积劳成疾”去世了。

这位自掏腰包为学校筹建校舍的老同盟会会员,在战火连天的年月,一路护着全校师生,以及大夏大学的所有文档 仪器设备,从上海辗转至庐山,又从庐山跋涉到贵阳,没等安稳几年,日军的炮火也轰到了贵阳。流动中的大夏大学再一次启程,“三迁赤水”。

数年里,没能发出去的毕业证书,也攒起来厚厚的一摞。当中,就有杜星垣的一张。

那张证书本该在1937年的夏天被领走。当时,大夏的校园里还举办暑期补课,王伯群和欧元怀都前往江西出席会议,“商议迁校”,因为“不能冒炮火之险,以断送国家之元气”。而刚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杜星垣,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青年团,徒步北上延安。

后来,他加入共产党,上了抗日战场。2011年,他在北京逝世,享年97岁。离世前,他或许没有料到,属于他的那张毕业证书,没有毁于战火,仍在千里之外华东师大档案馆的库房里锁着。

没人说得清,这些年轻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,导致没有来领取毕业证书

华东师大档案馆就坐落在整个校园的东北部,苏州河支流的岸边。门口种着的夹竹桃开了花,9月底,大片大片的花瓣落在地上,铺满了档案馆门前的小路。

“高校的档案馆就该建在隐蔽僻静的角落,这样才能彰显历史韵味。”汤馆长迈上台阶,推开了档案馆的玻璃门。穿过大厅,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库房,只有用两把钥匙,以及吴李国的指纹等才能打开。

500张毕业证放在左侧的库房里,和所有新旧文档一起,被中央空调、立式空调 除湿器环绕。6个巨大的密集架填满了整个库房,每只柜子都需要用特定的密码才能打开。

许多张证书的边缘已经焦黑,厚厚的纸板,角上已分了层,有几张照片已经霉坏,白色和绿色的斑驳,填充在脸的部位。

王泰升的毕业证就是这样。这位江苏学子,毕业那年25岁,他和杜星垣一样就读于教育学院,左下角的照片上,依旧是半侧身,脸部却是模糊的一团。

“应该是在船上的时候受潮了。” 吴李国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证书摊开。大多数证书依然保存完好,70多年前的青年学子们,或微笑,或严肃,照片下方打着钢印。

来自福建的柯家骐,把眉毛修得细细的,学士服里面,露着碎花旗袍的领子,她身子向左侧偏,头却向右侧偏,肩膀耸着,露出了牙齿微笑着,就像旧上海的明星一样。1941年她24岁,从光华大学文学院毕业,学士帽的一侧,露出一缕蜷曲的刘海。

湖南人朱衍亚毕业时已经27岁,他没有穿学士服,而是一身中式长袍,圆领右衽,头发梳成偏分,端端正正对着镜头,双唇微微张开,却没有笑。1938年他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,当时的证书应该在贵阳。

福建姑娘刘泱毕业时已经是1949年,解放前夕,红框黄底的毕业证书上,加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色大字。刘泱的眉毛弯弯的,她曾在1943年暂时休学,又在19西安哪里治白癜风好46年复学,分数最好的一门课是普通教学法。

现在没人说得清,后来,这些年轻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,导致他们没有来领取毕业证书。

“我们打算把名单公开,寻找当中还在世的人,把这些证书,一张张发到他们手里。”汤涛说。

窗外,苏州河的支流依然从校园里流过,河面上飘着碧绿的荷叶。(记者 张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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